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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哪场战役让蒋介石如梦方醒:毛泽东又回来了

来源:凤凰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17年11月09日

  核心提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落荒而逃的吴奇伟匆匆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红军俘获。蒋介石如梦方醒: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

  

  毛泽东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贾永,原题:长征路上如何过春节? 毛泽东唯一一碗腊肉给伤员

  猪年的春节渐渐临近,长征队伍却笼罩着低沉的气息。

  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之际。红军的前方,是沿长江设防的川军;身后,是追击而来的中央军。双方力量之比为3万:40万。

  “歼灭战”成了“拉钜战”,“四渡赤水”序幕就此揭开

  湘江血战,8万6千人的长征大军损兵5万之余。中国革命的航船进入最y为狭窄的航道——党和红军在痛定思痛中,又一次选择了毛泽东。临危受命,立于船头,摆在刚刚度过了41岁生日的毛泽东面前的是:如何引领这条风雨飘摇的航船,冲出险象环生的漫漫航道?

  一路征战,伤兵满营,隆冬时节,缺衣少弹。此刻,东去湘西与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早被敌人识破,而地贫人稀的黔北又难以建立根据地。更为严峻的是,蒋介石已经电令他的各路大军务必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地区。北渡长江进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似乎成了中央红军绝地重生的唯一选择。

  危机四伏。留给红军的机会越来越少。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从遵义转至桐梓县城,随即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地域定在在宜宾、泸州之间。毛泽东的设想是,趁着年关临近,川军江防麻痹、国民党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避其锋芒,悄然过江,摆脱围追堵截。

  北上渡江,必先攻克“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要冲之地赤水城。红军四个军团和中央纵队渐次向赤水方向进发。怎料,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抵至赤水河畔,赤水城已被川军先行占领,攻而不克。与此同时,在土城方向,红三军团等后续部队则遇到了川军郭勋祺部的尾随追击。自从红军进入黔北,刘湘就让他的川军出境迎战,“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已经难以应付,“四川王”显然不让中央红军再入川搅局。

  土城至赤水尽是峡谷,如果郭勋祺部得以立足,红军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得知郭部只有五六千人的兵力,毛泽东决定以红三军团3个师,占领土城东北5公里的607.5至杨柳庄一线南面高地,红五军团2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以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对尾追之敌打一场“歼灭战”。

  28日拂晓,战斗在蒙蒙细雨中打响。战至黄昏,双方仍呈胶着之势。红军发现,川军不是情报中所说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另有两个旅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而至。并且,原本以为像黔军一样一击即溃的川军战力丝毫不亚于中央军,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中央军。时任军委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后来回忆:“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

  “歼灭战”成了“拉钜战”。人均仅有20发子弹红军陷入危机。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亲临一线指挥。两位曾经的川军将领清楚,绰号“熊猫”的郭勋祺不是一只温顺的猫,而是一头凶猛的熊。

  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弹雨中。炮弹,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50岁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入敌阵。山谷之中,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哪一方的尸体。红五团长长赵云龙牺牲,红十团团长姚喆、政委杨勇、副团长文年生、团参谋张震先后负伤。在战役核心之地青杠坡参战部队中,20年后出了200多名将军。而在整个土城战役的红军一方,后来则出了新中国的三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七大元帅: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和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耿飚、张爱萍。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雁阵惊寒。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中央政治局连夜命令停止与敌人纠缠,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避实就虚,西进川南。29日拂晓,红军从土城浑溪口、蔡家沱、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的序幕就此揭开。

  毛泽东的年夜饭:唯一一碗腊肉送给了伤员

  残阳如血。部队撤至四川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的石厢子,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这里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和西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接壤。雄鸡报晓,三省可闻,故而三地交汇处统称为“鸡鸣三省”。当时的石厢子是一个仅有400多人的小村庄,75户汉、彝、苗人家杂居。地处大山深处,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连除夕之夜的爆竹声也是稀稀拉拉。警卫员好不容弄来一碗腊肉,被毛泽东送给了伤员。

  雨,依然淅淅漓漓。毛泽东的心情也仿佛雨天一样。虽然在此前的遵义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常委,重回中央领导层,但出山后参与指挥第一仗就遭受重创,显然让他难以接受。土城战役,双方损失均为3000人左右。然而在毛泽东眼中,敌我力量如此悬殊之际,即便惨胜也意味着失败,更何况,战死的红军都是经历过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战火千锤百炼的精英,是中国革命的种子——抗战时期,连红军的卫生员、炊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若干年后,毛泽东还对土城之战难以释怀。1956年9月10日,他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说:“我是犯过错误,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与毛泽东此时的心境所不同,进入人生又一个本命年的蒋介石似乎迎来了剿共以来难得愉悦的一个春节。从失守赣南到兵败湘江,红军元气大伤。眼下,这支疲惫之师已经被他的几十万大军团团围住。在他看来,全歼中央红军,以消心头之患,只是时间问题。按照“攘外先攘内”的一贯思路,这个春节,他的要务是与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周旋。2月1日,也就是春节前的三天,蒋介石就中日“亲善”问题答中央社记者问:“此次(1月22日)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他告诫,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大年初一,蒋介石登临庐山,与杨永泰、熊式辉等一干大员细商对日外交。大年初六,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在他的庐山别墅“美庐”下达了《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一)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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